在经历了6年的艰难谈判后，1984年10月10日，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、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大众汽车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《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》，中德投资比例各占50％，合同期为25年。
自此，中国汽车产业的现代化篇章掀开了新的一页，而现在回顾起来，上汽大众画下的这一笔不仅浓墨重彩，还极具穿透力，画笔背后敢为人先和永不言弃的上汽大众精神，穿越了周期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如今，在中国汽车产业乃至全球汽车产业，上汽大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但回想起上汽大众的诞生历程，其中的巧合和波折，依然令人感慨。
双方初次接触：一个充满巧合和勇气的故事
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从1978年11月开始，直到1984年10月签约，历时6年，而双方的初次接触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巧合和勇气的故事。
1978年底，国家为了解决出口创汇的问题，决定引进一条轿车装备线，并要把这条装备线放到上海，改造上海汽车厂。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的蒋涛，被派主持这个项目，开始组建团队，谈判小组组成后，按照中央部委的指示，中汽总公司就邀请外国汽车厂来中国洽谈。
全球各大汽车集团收到邀请后，有的根据中汽总公司的建议提出，如果要搞汽车项目，按照国际上的经验，应该采用合资的办法。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就向邓小平请示：“这个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合资？”邓小平说：“可以。不仅轿车可以，重型汽车也可以。”
邓小平为这一合资项目一锤定音的时候，国家组织的机械工业代表团正在对欧洲机械工业进行全面考察，代表团在去德国大众考察的前一天预备会上，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一决定，而彼时代表团并没有具体任务，换言之，代表团去德国大众考察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。
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蒋涛
这种情况下，蒋涛立即向带队的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建建议：“明天要看德国大众，看了后还要座谈。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说国家准备用合资的方式引进一条装备线，看看大众有没有合作的兴趣。”
当时，代表团并没有对此抱有很大希望，但第二天在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后，甚至翻译都还没来得及完整表达代表团的意思，时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施米特马上就做了积极表态，表示愿意与上海轿车合作。
这背后还有个小插曲，当时德国大众正在跟韩国商谈合资生产轿车，以此进入亚洲市场，但在得知中国准备建设轿车工厂并引入合资企业时，大众立即放弃了那个项目，转而与上海轿车合作，还表示不仅愿意提供最先进的产品技术，还愿意出部分资金，用合资的办法进行合作。
有着强烈合作意愿的中德双方，就此展开了合作。蒋涛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总会感慨，“事情太巧了”，不是在去大众考察前一天恰好得知邓小平同志的决定，而代表团本身又没有具体任务，他不会提出考察后与德国大众聊一聊合资项目的建议，如果当时没有“问一问”德国大众，那么上汽大众或许不会诞生，又或许要晚上几年才能诞生。
6年29次谈判：一个几经波折和永不言弃的故事
这么看来，上汽大众的诞生很有点“天作之合”的感觉，但实际上，双方愉快的结缘后，并没能非常顺利的推进合资项目的落地事宜，而是经历了长达6年的艰难谈判，期间几起几落，谈判多次被叫停，几近夭折。
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当事人，都清晰的记得这个项目“一下二停三撤”的波折。
“一下”指的是，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由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过快，战线过长，所以当时的政策采取“急刹车”，相继停建、缓建了一大批中型项目，上汽大众项目也面临“下马”。
“二停”指的是，那段时期德国大众出现财政困难，要求退出项目终止谈判，代表团也不来了，项目面临“中止”。1980年，上海和大众汽车谈判后，原打算分三期形成15万辆的年产能，整个项目投资近20亿马克，但德国大众考虑到财政困难，投资回报率等问题，有意中止项目。
为了留住项目，中方决定将大项目改为小项目，从年产15万辆改为年产2万辆，这才保住了谈判没有被中断。
“三撤”指的是，当时舆论认为轿车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，中国出现了不能搞轿车的声音，舆论压力很大，有些人要“撤”，好在政府主管部门清楚地看到了未来发展趋势，支持上汽大众合营项目的推进。
这其中的每一次困难，都可能让上汽大众合资项目夭折，当时中方项目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，但这些汽车人都深知这是一次多么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所以一直保持着永不言弃的精神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，一次次将项目从夭折的边缘挽救回来，最终成就了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一段佳话。
回顾上汽大众项目的诞生历程，上海汽车人敢为人先和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，在那个中国汽车产业还无从谈现代化的时代，一切都是未知和充满不确定性的，他们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方向，披肝沥胆为中国汽车现代化开一个好头，而这样的精神也成了上汽大众人的“底色”，并将激励上汽大众不断向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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